为高福院士说句公道话！

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院士遭受了几轮有意识带节奏的栽赃、侮辱和谩骂。

1月底的第一波操作的打手是浙江大学王立铭，但是幕后是谁不难分析；2月15日公众号贵州综合广播，幕后操作者是谁还寻找不到线索。但是各种辱骂的文章早已如洪水般的传遍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高福院士俨然成了网民发泄情绪的靶子。真的悲哀！

我为大众对科学家的不理解、不尊重感到担忧！本文想就网民辱骂高福院士的几个问题进行分析，为高福院士说句公道话！

中国疾控中心何时了解到疫情发生？

中国疾控中心的领导和职工是12月31号，通过新闻了解到的不明原因肺炎疫情。当天即做出迅速响应，派出专家组和调查组赴开展疫情调查。

中国疾控中心何时获得病例标本？

中国疾控中心于1月2日拿到疫情相关临床标本，而据其他自媒体信息，病毒所最初于2019年12月30日月即得到相关样本，复旦大学张永振团队通过特殊渠道于12月27日获得临床标本。中国疾控中心拿到临床样本后，立刻开展组织攻关，并迅速上报，国家卫健委1月8日确认疫情病原为新冠病毒。

高福院士真的做过新冠病毒不能人传人的表述吗？

1月17日之前，一直由湖北省市卫健委员通报疫情，所有对媒体和公众口径均由相关政府部门制定。期间，高福院士并未代表国健委和国家疾控中心发表任何新冠病毒是否可以人传人的表述。

新冠疫情可防可控吗？

目前从除去湖北省中国其他省份的形势看，如果湖北省不会持续输出病例，其他省份疫情确实是可防可控的。病例数已经出现了10连降，大面积爆发的风险极低。湖北省疫情扩大并输出有其自身原因，甚至是23号封城之后，其内部采用的轻症居家隔离措施的也导致了家庭聚集病例的持续出现和疫情扩大。

高福院士真的热衷于利用疫情抢文章吗？

关于发表于1月24日NEJM的病原学文章，第一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谭文杰教授的应急中心实验室，高福院士作为应对疫情单位的法人，仅为共同责任作者。

而发表于1月29日NEJM的回顾性流行病学文章，仅是中国疾控中心在1月获得了迟来的流行病数据后做出的回顾性总结和研究，第一通讯作者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家冯子健教授。

试问就算按科技部所提倡的把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那些无知只会喷人的网民是否有耐心读完科学家们的中文研究成果？而因这篇让高福院士被全网辱骂论文里，高福院士连通讯作者都不是啊，仅是数十名普通作者之一。利用这篇文章辱骂高福院士颠倒是非黑白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中国疾控中心和高福院士有权力发布疫情信息吗？

美国疾控中心是政府部门，长官由总统直接任命，员工上万人，其中部分是军职人员；而中国则不同，中国疾控中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属事业单位，员工2000多人。而拥有行政权力的部门是卫生健康委员会，而国家疾控中心仅是提供技术管理、服务、培训的事业单位。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而疾控中心甚至是高福院士本人，如果擅自发布有关疫情信息，属于违法行为。

疫情早期谁在瞒报？

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疾控中心花重金建立了中国传染病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信息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

这套网络直报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卫生院的电脑里都可以看到这个网络系统”，只要发现传染性病例、尤其是不明原因肺炎，医院都要直接在这套系统上报告病例，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在内的各级疾控部门都能第一时间了解情况。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一旦发现不明肺炎在一个地方超过5例，就自动触发核查机制：由中国疾控中心派人去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病人的访视、采取样本。这套网络直报系统并不是逐级报告，而是只要医院在网络系统中点击报告了病例，中国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就应该收到。但是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甚至主任高福，不是通过直报系统了解疫情，而是通过新闻。

发现在12月1到31日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各家医院，为什么不根据法律将病例录入直报系统，而采取报告给院领导，再报给市卫健委及市委、省委的逐级报告方式值得思考。

当下，一些微博、微信等自媒体人，没有本事和能力写出真正有益于疫情控制的建言献策，反而以扒知识分子、辱骂知识分子，尤其是辱骂处在疾控中心领导职位的高福院士，利用和引导民众对疫情控制工作中出现问题的不满，煽动负面情绪，批斗在疫情防控期间在媒体上发表意见和见解的科学家们，用肤浅的辱骂博取眼球、博取功名，殊不知其后果和带来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